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地緣政治是一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時刻變化的主題，如今世界面臨著與二戰后全然不同的地緣政治格局和隨之而來的全新挑戰。隨著美國政策的轉向，二戰后建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國際體系被破壞，新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出4個主要特點。基于聯盟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解體。美國特朗普政府“退群”政策進一步導致了基于聯合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的惡化。國際秩序的惡化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再封建化”現象，出現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各區域大國都想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勢力范圍。美國回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擴張主義政策取向。這種新地緣政治格局形成使得中美兩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地緣政治競爭變得不可避免。對中國而言，要在無可規避的變局中找到機遇，關鍵在于找到新地緣政治變化下國家間競爭的核心。
不管是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旗鼓相當，還是美國對國際事務的日漸力不從心，都表明中美兩國之間的直接沖突是可控的。需要關注的是，美國地緣政治邏輯背后的經貿意識形態。可以說，中美競爭的焦點在于經貿，在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競爭核心是經濟體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以及產業體系在貿易、投資、技術、地緣政治等競爭領域中展現出的經濟韌性。
事實上，在人類步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當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早已不僅是中美之間，而是成為全球范圍內主要國家的競爭焦點。就內部而言，國家內部面臨的社會政治問題，有很大一部分根源是經濟問題，尤其是產業體系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其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影響社會階層結構，產業結構的失衡會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最終導致內部政治的失衡。就外部而言，無論是新冠疫情還是俄烏沖突期間各國所遭遇的醫療物資供應緊缺、能源供給領域的產業鏈脆弱問題，都指向了國家的產業結構失衡。因此，就本質而言，今天國家間的競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核心在于產業體系和經濟韌性的競爭，這不僅是外部地緣政治力量擴張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內部發展的基礎。
歷史的經驗教訓
對中國而言，如何在新地緣政治格局下建設具有經濟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進而掌握和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在這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和學習。
在19世紀40年代最早完成工業革命后，英國在重工業、輕工業等制造領域占據全球領先水平，具備了相對完備的制造業體系。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革命”開始之后，金融業被視為最具現代性并且是主導未來經濟的產業。英國政府將發展重心由制造業轉向金融業，以放松金融管制、推動大規模私有化、壓縮不盈利制造產業，以及停止相關制造業補貼等政策方式，為金融業發展騰出空間；在推動倫敦金融城的塑造進程的同時，也使得英國制造業大量流失，加速了英國制造業衰退的進程。這一錯誤判斷使得英國形成了傳統產業消失、新制造業與英國無緣、產業空心化嚴重的畸形產業結構，也使英國就業不足、中產萎縮、經濟增長收益的巨大不平衡問題日漸顯現。這既是英國“脫歐”的主要因素，也在繼續困擾英國經濟。
美國的產業發展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二戰之后，美國形成了一個系統和完備的產業體系。但在“里根革命”之后，美國放松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國資本帶著美國技術離開了美國本土，流向全球各地。由此造成了今天美國盡管占據著世界的前沿技術，但事實上面臨著“去工業化”的局面；失去基于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的生產能力，形成了美國經濟的“致命傷”。一方面，隨著技術、就業和稅收流失，美國中產規模迅速縮小。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美國中產家庭數量占比從1971年的61%降低至2023年的51%。另一方面，美國因中低端產品高度依賴進口所產生的貿易逆差無法通過涉及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品的大量出口進行平衡。隨之產生的貿易不平衡成為美國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崛起的經濟社會根源，也是如今特朗普政府采取“休克療法”向全球各國施加高額關稅的出發點之一。但是，一旦某國使用關稅來解決這一問題，若國內缺乏相關產品的生產能力，就會轉而導致國內出現短缺經濟現象，進而造成嚴重的通脹，影響人民生活。
在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英國和美國產業發展的歷史教訓給予的啟示顯得更為重要。概括來說，產業體系建設必須注重產業的均衡發展，如果忽視制造業，只發展服務業與金融業，就會導致經濟發展的脫實向虛；對服務業的過度依賴使得國家內部出現產業空心化，在使得供應鏈、產業鏈脆弱性增強的同時，就業供給不足，進而導致內部社會的不穩定。同時，金融經濟的虛擬化，不斷制造“泡沫”同樣會醞釀出新的經濟危機。
中國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特征
“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
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具備堅實的經濟韌性，才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爭奪中獲得優勢地位。產業均衡發展是產業體系經濟韌性的核心組成部分。更為具體地說，中國要構建的具備經濟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應當體現“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
“全”，強調中國要建設一個擁有完整完備生產系統的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對大型經濟體和小型經濟體是不同的概念。盡管所有經濟體都需要個人空間產業的現代性，但小的經濟體的現代性不由“全”來體現，因為它們不需要也沒有能力構建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小型經濟體往往集中發展幾個優勢行業，在其他領域依附于一個較大型經濟體，有時甚至可能出現小型經濟體產業嵌入大型經濟體的現象。新加坡就是小型經濟體的典型案例，它以金融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生物醫藥作為發展核心領域，而在其他領域高度依賴進口。以食品供應為例，新加坡食品局發布數據顯示，盡管新加坡于2019年制定“30·30愿景”時提出要在2030年前將自產農業生產力提升至滿足其國內30%的需求，而2023年新加坡食品進口比例仍然超過90%。這意味著小型經濟體的安全往往需要通過外部的關系得到保障。但大型經濟體則不同，它需要一個完整、自主、可控和先進的產業體系，以保障其在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得以保持內部穩定性，在不受外在環境制約的情況下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同時保障其國家安全。經驗地看，早在2016年，中國就已經擁有了全球最完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據IBM數據統計，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所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擁有全面的工業門聚會類，是中國實現制造業強國的堅實基礎。
“大”，強調產量的量級要大。依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目前人口規模達到了14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大約為4億，占人口基數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見證單一市場。無論是內部消費還是外貿出口都需要產量支撐。目前，做大產業產量這一點中國也已經做到了。中國由改革開放前表現出的幾乎所有產業產量不足的“短缺經濟”，依靠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支持與技術進步，成功轉型為了當下大多數產業，尤其是基于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實現量產，甚至出現了人們所說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已經成為近年來西方對中國經濟認知戰的一部分——以“中國經濟威脅論”妖魔化中國制造出口，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事實上，“產能過剩”并非負面現象，不能被西方思維帶偏，而是需要從市場供需角度科學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如果市場供需平衡就不會出現“產能過剩”，當供給大于需求的時候，就會產生“產能過剩”現象。如果僅從需求側看，就會認為“產能過剩”是過量、不必要的，但是忽略了從供給側看所謂“產能過剩”體現出的中國在這些制造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如今中國推行“高質量發展”戰略，以開放的姿態向世界出口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中國制造”出口的不僅僅是產品本身，也是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技術，共享技術發展。而足夠的產能產量是“中國制造”出口的基礎，也是中國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基礎。
“多”，強調經濟活動多樣化的重要性。盡管中國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這并不表明中國是經濟活動種類最多的國家。經濟活動種類不足是當下中國現代產業體系的一個短板。事實上，前文所述的“產能過剩”現象就是因為缺少足夠的經濟活動種類造成的，并非產能過“大”所致。同樣的原因也導致了中國如今的經濟“內卷”現象，因為“內卷”就是對存量經濟活動的過度競爭所致。經濟活動種類越少，競爭就越激烈，就越“內卷”。這幾年中國各地對“低空經濟”的競爭就非常典型。如果能釋放更多種類的經濟活動，競爭的激烈度必然減少。然而，由于很多領域的監管過度，很多的經濟活動或是被取消或是無法被釋放。舉例來說，一方面，部分城市的地方政府為了城市“美觀”，取消了非常生活化的經濟活動，如報刊亭等，在減少經濟活動類型的同時使得越來越多的城市呈現出“有城無市”的局面。另一方面，生物醫藥、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很多高科技領域，以及私家船等新興產業領域的經濟活動也因為不被政策許可或是政策落地過慢而落不了地。經濟活動的多樣化是推進現代產業體系化的關鍵要素，如何進一步松綁拓寬經濟活動類型，值得重點關注。
“密”，強調經濟活動的密度。“密”和“多”不一樣，“多”指的是經濟活動的多樣化，而“密”則指同一經濟活動的細分領域；“密”與勞動分工有關，一種經濟活動越是細分，密度就越高。在企業層面，與西方發九宮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中國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經濟活動的“密度”依然很低。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等生產環節的細分程度可以衡量企業經濟活動的密度。如今，相比起延伸產業鏈、供應鏈，大多數中國企業都以尋求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為目標，以垂直整合自我生產的方式運營，只保留有限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從短期看，安全的目的達到了；但從長遠看，內部供應導致的競爭缺乏，會使企業所擁有的技術趨于落后，醞釀更大的不安全。在社會層面，經濟活動的“密”也體現為經濟體可以滿足不同社會階層的消費偏好。有人偏好在高檔的餐廳消費，另一些人則喜歡路邊攤用餐；一些人喜歡舊鞋換新，另一些人則喜歡對舊鞋修修補補。一個有密度的產業體系應當保持包容，能夠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
“強”，關注產業系統的先進程度，往往以技術發展水平來衡量，重視技術的附加值與創新性。產業體系“強”的特征與近年來國家所倡導的“新質生產力”概念高度吻合。實際上，在越來越多的行業產生新質生產力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本質。新質生產力既包含現有產業的技術升級，也包含新興產業培育的技術創新，兩者都有可能面對外部技術“卡脖子”和“脫鉤斷鏈”等威脅，也是實現內部經濟發展的關鍵。因此，聚焦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現有產業在設計、制造等方面的技術水平，推動現存產業附加值提高，實現技術升級的同時培育新興產業，依靠專精特新“小巨人”等創新型企業，致力于實現技術自主可控，掌握非對稱技術以提高市場話語權，是構造國家現代產業體系的核心和關鍵。
以“多”“密”“強”三大環節為抓手推動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如果說具有經濟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那么比較而言，目前中國的產業體系已經基本達到了“全”“大”兩大特征的需求，需要再以完善“多”“密”“強”三大環節為抓手著力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這首先需要理解現代產業體系的本質。現代產業體系由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組成；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就是在升級傳統產業的同時培育新興產業。而這兩者都依賴新技術的產生來推動，由技術來引領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技術從何而來？歷史上看，很多技術發明并不依賴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而是源自偶然的發現，如火藥、電。這些應用型技術發明的產生反過來推動了基礎研究的突破，如對火藥化學性質和原理的發現對化學學科研究的貢獻。不過，自二戰以后，應用技術大都由基礎研究轉化而來。基礎研究產生了理論和技術性創新，通過尋找應用場景進行技術轉化最后形成產業。因此，可以說科技創新，即在基礎研究中尋求科學突破，進而將其轉化為技術創新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
無論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現代產業體系構建，還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融合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其邏輯與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邏輯是高度一致的。“中等技術陷阱”指的是一個經濟體依靠早期發達國家的技術擴散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單純的技術擴散無法讓經濟體通過產業創新升級成為高收入經濟體。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需要國家一方面培養“0—1”的原創技術創新，同時在現有應用技術領域“1—10”的刻度中“4—7”的位置以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向“8—10”的技術水平邁進。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科技創新的“三駕馬車”，即基礎研究、應用技術和金融服務作為基礎。
因此，在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進程中，厘清中國現行產業體系在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服務方面對科技創新所需要的體制機制改革至關重要。
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存在的短板
本文從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服務3個方面分析了阻礙中國在新興產業培育方面的體制性短板，而這3個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一個基本的要素——人才，因為一切符合人的需要的體制機制大概率是有效的和可持續的。實際上，無論在哪個領域，當前的國際競爭，人才競爭都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在科技誕生到產業孕育的過程中，人才是第一位，人才是科技創新、科技發明、理論突破的基礎。基礎研究的科學思想由人產生，科學思想的技術轉化由人完成，技術應用形成產業也依賴人才發揮作用。因此，分析現存短板，致力于建立一個利于人才培養、成長的創新生態，是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關鍵。
因此，本文將從人才這一基本要素培養的角度進行短板分析。概括來說，中國的制度性短板既表現在科研創新層面的體制機制問題，包括科創人才培育體系的結構性碎片化、科研考評體系以“帽子”定義人才、科研項目的設計和審核制度設計不合理等，也表現在科技創新層面的體制機制問題，包括科研體系基礎研究端和應用技術端脫節、應用技術轉化端與產學研過程的分割、新興產業培育存在過度監管等方面。
科創人才培育體系的結構性碎片化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同時強調了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把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論述是因為在當前中國的管理體系中這3塊是分割的。教育部主要負責高校管理體制改革、教育經費統籌管理等教育領域的政策制定與監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人才評價機制改革、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等人才相關工作；而由于科技概念的寬泛性，科技相關工作更是分散于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各個部門。《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高技能領軍人才培育計劃》等官方文件都在理論論述上強調了多部門統籌合作的重要性；但從實踐層面看，盡管有協調機構的存在，但是多部門的協調力量比較單薄，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管理還是主要由不同的政府部門作為行動主體，各自為政。由于職責差異，即使是針對構建利于科技人才培育的管理體系同一大目標，各個部門決策和執行的出發點和側重點也均有不同，使得政策難以有效落地。
科研考評體系以“帽子”定義人才
現有人才評價體系大多以“帽子”為先。“帽子”作為一種通俗說法，指代科研界提出的學術稱號和人才項目，其初衷是支持科研、激勵人才，如今卻演化成了以“帽子”級別決定人才“價碼”的亂象。這導致了兩種現象的產生：一方面，比拼“帽子”的評價指標使得學者的研究不得不從理想中的探索長期技術創新轉為尋求短期成果，以最快捷的方式獲得人才“帽子”稱號，短期主義思維阻礙長線創新性技術的培育。另一方面，人才考評體系對于“帽子”人才的偏好，對科研經費的分配取向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帽子”大多是以研究成果定義的，需要眾多項目、論文的堆疊，這也意味著所謂的“帽子”人才多為年長甚至老齡的基礎研究學者。這些人獲得了國家大量的科研經費，而非更具備科學技術創新潛力的年輕群體。盡管國家針對該現象設立了青年科學家項目、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等扶持青年科技人才的項目，但是“中標”青年項目往往需要年長“帽子”人才作為成員背書，且經費的分配者仍然是“帽子”人才群體，年輕群體缺乏資助的情況依然比較嚴峻。自從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青年科技人才已經占據了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主力軍；如今這種科研經費偏向年長“帽子”人才的情況如果不改變無疑會阻礙突破性科創成果的出現。
科研項目的設計和審核制度設計不合理
科研項目通常分為縱向課題和橫向課題。
縱向課題，由各級政府指定的科研行政單位代表政府立項的課題，以基金項目委托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主；其初衷是支持基礎研究突破與技術創新，但當前項目設計資助類型多為小額定額資助，支持周期短。尤其是青年科研項目對學者生理年齡進行了強限制，一旦學者稍晚開始研究生涯就失去了該類項目的申請資格，不利于長期原創性研究和青年學者的經費支持獲得。而西方科技發達國家的基金項目設計則更重視以靈活、長期的資助模式將經費大量用于培養青年科技人才。不管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設立的“獨立之路”（K99/R00）、“早期職業發展計劃”（CAREER）等系列基金項目，還是歐洲研究理事會（ERC）出臺的“鞏固基金”（Consolidator Grants）和“啟動基金”（Starting Grants）都以更長期、更高支持額度、更靈活申請、更低過往科研成果要求，支持具有潛力的青年科技人才發展。
橫向課題，包括地方政府或者企事業單位委托的服務項目，以合同方式明確合作關系，擁有較為靈活的結題審批機制。而正是相對內部、靈活處理的審批機制使得橫向項目成果產出有效性和資金使用的規范性存在“腐敗”空間。一方面，由于被委托單位為相關部門自己選擇，委托方不愿意為課題成果有問題導致課題結項審批不通過承擔被追責的風險，即使成果完全不符合預期，大概率也會被通過。另一方面，橫向課題，尤其是政府內部委托項目，絕大部分沒有建立第三方審查機制。雖有中期、結題的考評機制，但參與評審的大多為被委托單位自行尋找的內部專家學者，幾乎不存在成果被否定的可能性。兩個因素疊加，導致雖有大量資金投入科研項目，但產出的有效成果相對較少，科研經費浪費現象時有發生。
科研體系基礎研究端和應用技術端脫節
無論是從當前人才類榮譽稱號申請的人才定義，還是從現有科研項目申請的評審要求中都可以側面看出，中國對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研究重視程度的不平衡。如前所述，如今的人才定義重視“帽子”，“帽子”又由過往項目、論文發表等研究成果來定義，發表論文、做項目被等同于科研。這種認知是存在偏頗的，論文產出并不完全等同于科研產出。以研究成果定義人才的方式可能適用于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卻不適用于以實踐和技術應用為主的應用人才。事實上，只有在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之后，才會進入相關產業成為具體的經濟活動。從事基礎研究工作的學者的研究從興趣出發，其產出是從供給端考慮的，而非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有時甚至和社會需求完全脫節，這也是盡管中國發表的論文數量大增，但論文的研究發現卻缺乏實際應用場景，進行實現技術轉化的概率非常低的一個原因。可以說，現行的對人才的定義和對科研的理解，只關注了基礎科研學者卻忽略了應用人才，忽視了實際創新能力和產業發展需求。換句話說，只看到了那些獲得了“帽子”的人才，而忽視了類似埃隆·馬斯克、比爾·蓋茨、黃仁勛那樣的人才。實際上，諸如杭州“六小龍”企業等新興產業領域具有技術創新能力的人才并不在符合現行人才考評體系的“人才名單”上。
應當指出的是，國家并非沒有意識到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性。從政策層面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針對技能人才作出重要指示，黨的二十大把高技能人才提升成國家戰略人才力量，表明專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已經得到了足夠的重視。然而，重視并沒有完全轉化為機制，政策支持有的仍然浮于表面。從產業創新升級和科技創新角度看，應用型技術人才培育已經愈發重要。然而，當前國家的大部分教育資源依然被投放在高等教育本科領域，職業學校作為應用型技術人才培養的關鍵平臺，仍然缺乏包含可落地政策、人才資源、經費資源等優質的要素支持。據高職發展智庫提供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170所高職院校獲得了286項國家級科研項目立項，其中67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24年累計資助了約5萬個項目。雖然高職院校僅僅是應用技術人才培育平臺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可以從數據側面看出當前科研基金對職業學校的重視不足。
應用技術轉化端與產學研過程的分割
產學研一體化本身強調的是將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相結合，使得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轉化為產業應用這一技術創新上中下游過程的分工與協同對接。然而，由于缺乏科學理解，有關部門要求科研人員既要做基礎研究又要做技術轉化，同時還要尋求技術應用場景、籌集資金，這不僅導致了基礎研究的“應用化”，不利于基礎研究的發展，也使產學研過程中的分工失去意義。
此外，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轉化成本高，中小企業、中小型科研機構幾乎不具備自行建立實驗室等場景推動技術轉化的條件。中國的實驗室數量實際上很多，不管是大學和科研機構代管的實驗室，隸屬國家機構的實驗室，還是歸屬于工業企業部門的實驗室，大多理論上“產權”都屬于政府或者大學和科研機構，具備公共屬性和開放條件，但實際“使用權”呈現出過度“私有化”甚至“個人化”形式，因此缺乏開放性和協同性。實驗室使用效率低下，不僅造成了科研資源的浪費，也阻礙了應用技術的轉化。
新興產業培育存在過度監管
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與日本、韓國類似，早期是應用技術，隨著技術積累逐漸轉向原創技術培育。除了發展路徑引領，中國還擁有著全球最大單一市場、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以及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作為孕育原創技術的基礎。事實上，如今的中國在諸多領域，尤其是生物醫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正在出現大量的原創性技術；但是，因為監管過度或者不科學，使得這些技術不能落地，很多流落到海外。換句話說，中國產生的很多“新質生產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經濟體。
從生物醫藥產業就可窺見這一現象。據西蒙顧和咨詢公司統計數據，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醫藥研發中心。在全球進入藥物臨床試驗I—IV期的所有藥物中，中國的份額穩步增長，從2019年的全球市場25%占比增長到了2023年的39%（圖1）。超過1/3的全球活躍臨床試驗最初由中國公司開發或是共同開發，足以表明中國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能力。
然而，事實上大量在中國誕生的原創性生物醫藥技術沒能在中國落地和發展，而是流向了海外。2024年2月，中國首家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生物科技企業亙喜生物被英國生物醫藥公司阿斯利康完成收購。2024年11月致力于開發全創新靶點的first-in-cla聚會ss和已知靶點的me-better生物創新藥的普米斯公司被美國BioNTech公司以8億美元預付款全資收購。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官網數據顯示，2024年在全球大型制藥公司超過5000萬美元的交易中，近30%涉及中國公司，而5年前這一數據為0。多項數據均表明一個現象：跨國藥企正在對中國具有發展潛力的創新型藥企開啟“掃貨”模式，大量能夠賦能生物醫藥產業創新帶來經濟發展的原創性技術在不斷流向海外。
導致大量企業選擇被海外企業收購或是將生物醫藥領域原創性技術轉化落地流程落在海外的原因主要包含3個方面。創新藥研發周期長，商業化不確定性大、風險高。中國融資模式依然由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直接融資模式不僅比重偏低且主要由國有機構運行，而間接融資的銀行和負責直接融資的國有機構均追求穩定的投資收入無法為創新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同時，中國對民間風投等融資模式加強監管，進一步使得創新藥企在國內面臨嚴峻的融資困境。中國新藥上市審批流程復雜、時間長，增加了企業研發投入壓力。當前，中國未能在藥物研發到上市監管全流程中細化并落實審評審批政策變化；不管是標準審評流程還是加快審評流程，藥品審批時長均未顯著縮短，難以適應企業創新需求。而美國、歐盟的標準與優先審批時長則整體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創新藥快速投入市場需進入醫保目錄，且藥品定價與醫保掛鉤。然而，普通新藥研發企業與國家醫保談判無議價能力，降價進入醫保則難以覆蓋其前期研發的巨額資本投入。究其根本，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技術難以在國內落地，是由于行業發展以監管導向所致。
以“多軌并舉”的大科創體系構建中國現代產業體系
如前文所述，想要構建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的現代產業體系，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是核心。科技創新產生于基礎研究，由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進而出現產業經濟活動。大學、科研機構、企業、政府是影響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發展的關鍵角色。因此，尋求科技創新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可行路徑，需要厘清政府應如何進行制度設計，以使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在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方面采取的合作模式更有利于科技創新的產生，從而帶動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
最近發表在《經濟學人》的一篇題為“大學無法推動經濟增長”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研究發現，大學科研的大量投入和經濟生產力增長放緩之間存在令人意外的聯系，而創新模式的轉變是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之一。
在當下的認識里，基礎研究主要由大學和科研機構負責，企業主要承擔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責任；而這種認識其實是中國受西方歷史發展路徑影響進而塑造的。事實上，20世紀50—60年代，相比大學，美國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其既做基礎研究又做應用技術。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企業研發投入是大學的4倍。包含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通用電氣、杜邦公司在內的大型企業，建立了包括貝爾實驗室在內的大型企業實驗室，同時從事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化。然而，20世紀70—80年代后，競爭政策的放松和政府大量財政預算投入大學科研，使得美國企業放棄了自主基礎研究投入，轉而依賴大學的產出，逐漸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大學基礎研究引領，企業進行應用技術轉化的科研模式。
有觀點認為，企業主導科研的模式比如今大學主導的科研模式更有利于科技創新。因為大學基礎研究的方向由學術界的考評體系決定，其目的是研究學術熱點提升論文的引用率，而非從企業需求出發致力于推動實際需要的具有商業轉化價值的技術創新。大部分大學研究人員的所謂基礎科研突破，不會對企業的技術創新產生直接推動作用。事實上，不管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大學科研投入，轉而投資企業，還是企業自身不斷加大基礎研究研發經費總量的做法都顯示出，如今美國有再次將基礎研究轉移到企業的趨勢。特朗普政府提出要與OpenAI、甲骨文、軟銀等公司成立名為“Stargate”的合資企業，啟動預算5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項目，意圖讓美國在人工智能（AI）領域占據壟斷地位，就是其中一步。
那么，中國應當如何決定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在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化中的角色助力產業發展？是延續傳統由大學、科研機構負責基礎研究，企業負責應用技術轉化的模式還是學習美國將科研轉向企業？我們認為，以上2種模式的單一采用都存在各自的短板，或是加劇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需求脫節，或是導致基礎學科發展受限出現技術壟斷和私有化。因此，這2種模式應當被各有側重地兼顧。
概括地說，中國應推動大科創體系的建立，以“多軌并舉”的模式推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大科創體系建立，需要有機整合中國管理體系中教育、科技、人才3個部分，形成利于人才培養、技術創新、產業培育的科創系統。“多軌并舉”模式，即通過企業技術需求引領、大學和科研機構傳統基礎研究并行、人工智能賦能的科研創新模式，結合“塊塊”試驗區式體制改革模式，是推動大科創體系建設的可行路徑。
推動建立企業技術需求引領的科研創新模式
這種模式強調由企業從產業發展需求端出發，自行開展具有經濟轉化價值的創新技術基礎研發，在企業內部建立將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的機制。具體來說，可以學習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模式，建立企業實驗室，將理論型研究人員和實踐型應用人才匯聚在一起，形成跨學科的研究環境，使得基礎研究更具針對性，在研究伊始就具備技術轉化價值。經驗地看，當前包括騰訊、大疆、華為在內的眾多中國行業龍頭企業都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從事產業前沿的基礎研發工作。如此，可以解決當前僅僅依靠大學基礎研究引領模式而產生的研究成果與產業發展不匹配和脫節、經濟轉化價值低的問題。
技術需求引領模式建立的前提條件是要培養一大批應用型人才。《202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和科教界“帽子”治理，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這表明國家對具有創新潛力的青年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重視。因此，不管是對于人才的定義、考評體系的設計，還是科研經費的分配，都應由當前的僅關注、適用、傾斜基礎研究型學者和“帽子”人才，轉為兼顧傳統基礎研究需求和應用人才培養。
在青年科技人才的科研經費支持方面，建立更靈活有持續性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體系。舉例來說，當前，國內的大部分青年科研基金項目都采用固定資助期限，一般為3年。而美國的“早期職業發展計劃”和歐洲的“啟動基金”資助年限達到了5年，英國的“未來領袖計劃”更是采用了靈活的資助方式，申請者可以根據研究進度和需求延長3年的資助。中國青年基金項目以生理年齡未滿35周歲為申請的界定標準，基本杜絕了畢業后先從事工作參與產業實踐再攻讀博士學位的應用人才的申請可能。對此，可以考慮參照其他國家做法，以博士畢業年限、獨立從事科研年限作為人才定義和項目申請年齡規定的界定標準。中國的基金項目基本采取定額資助模式，但這種經費配置模式無法反應不同學科、研究領域的實際需求。英國“未來領袖計劃”30萬—200萬英鎊資助額和日本“先驅計劃”3000萬—4000萬日元資助額的依據學科、項目實際需要進行申請的靈活資助模式，可以作為參考。
大學和科研機構傳統基礎研究并行的科研創新模式
應當強調的是，對企業技術需求引領的科研創新模式的強調并不意味大學傳統基礎科研應該被忽視；相反，兩者應當并行，以確保基礎研究學科發展方向的完整性和基礎研究的公共利益性質。
企業技術小樹屋需求引領的科研創新模式有其內在短板。無法兼顧市場效率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工作不同的出發點決定了其不同的學科側重點。企業的技術研發強調企業本身的利益，其對研究方向的選擇，是站在成本和未來潛在市場收益分析的基礎上做出的判斷。這就意味著基礎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公共屬性、產生公共價值、無法在短期內為企業帶來專利和產品升級的學科領域注定會被忽視。舉例來說，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領域的一些研究年限長、產出不確定性高、缺乏應用性的研究項目，不會是企業關心的研究方向。然而，企業不研究不意味它們不重要；相反，這些具有公共屬性的研究產出也許是未來人類社會收益的母本。因此，這些低應用性的基礎學科的研究，應當繼續交給大學傳統的基礎研究模式，由政府科研投入支持，讓學者以興趣驅動前沿學科探索。完全依賴企業基礎研究加應用技術轉化的技術發展模式可能會導致技術壟斷和私有化。這是理查德·尼爾森在1959年撰寫《基礎科學研究的簡單經濟學》一文時提出的戰略備忘錄。他指出，政府對大學進行基礎研究投資的邏輯在于，基礎研究的發展無法通過市場邏輯運作。遵從市場邏輯的企業進行的基礎研究，目的在于利益和提前鎖定新技術的源頭。因此，隨著大型企業主導技術發展控制知識產權，基礎研究的公共屬性可能會逐漸消失。與企業相比，大學自身更具開放性，其科研產出往往具有更高的公共屬性。因此大學的基礎研究，尤其是那些以實現應用技術轉化為導向的基礎研究，仍然需要重視與投入。如果大學的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完全被企業取代，不再是技術創新流程中的一環，基礎研究的獨立性與開放性就會逐漸消失。經驗地看，不管是英偉達公司對AI芯片還是微軟公司對軟件和云計算，美國的科技產業已經因行業龍頭企業通過內部基礎研究的大量投入，形成了科技巨頭對核心技術路線的壟斷。今天，對高科技企業如何反壟斷，美國還處于早期的討論階段，但這是今后美國必須面對的問題。
因此，為了避免過度依賴企業基礎研究，可能出現的學科領域發展不均衡和技術壟斷與私有化，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基礎研究不能放棄。一方面，大學和科研機構應當繼續加強低應用性的基礎學科的研究，確保學科發展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大學和相關科研單位應當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更關注行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從需求端出發從事基礎研究。
人工智能賦能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轉化中的科研創新模式
中國當前的科技創新體系強調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作用。這種創新機制的特征是由國家主導、有組織的、高度集中的、系統化的科研創新，具備整合資源力量發展關鍵技術、解決重大科技問題的優勢。然而，這種創新體制也存在過度強調集中和監管而阻礙科研創新活力的弊端。隨著AI對于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發展進程的小樹屋深度嵌入，如何利用AI優勢推動科研創新進程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AI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其變革性技術正在從科研工具、科研產出數量2個方面對科研創新進程產生重大影響。近期諾貝爾獎獲得者、谷歌DeepMind公司首席執行官Demis Hassabis發言表示，DeepMind團隊研發的AlphaFold-2在1年的時間預測了地球上已知2億個蛋白質結構，而依據過往的方法這需要花費10億年的博士科研時間。1年與10億年的時間壓縮，展現出AI作為新興研究工具對科研效率的巨大提升作用。
AI同時表現為高度分權和高度集權2種特征。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家大公司，AI的管控呈現高度集中性，即由各國政府和公司掌握；但AI的使用者則存在高度分散性。AI的分散性特征使其作為一種科研工具對于大部分學者都具備可得性。然而現存科研創新體制的高度集中和過度監管使得AI的分散性優勢難以體現。以數據監管為例，AI工具的有效產出高度依賴輸入數據的數量和質量。然而，數據流通領域的過度監管措施導致數據呈現“孤島化”現象，數據難以實現自由流通，數量小且質量低，這阻礙科研人員對科研工具的有效使用。
“塊塊”試驗區式體制改革模式
設立科創特區，率先實行分權和監管改革。中國當前的管理體制不管是一般意義上的行政體制還是具體的科研管理體制均為條塊管理，在這樣的體制內，很難通過“條條”發生有效的改革，因為“條條”的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很難掌控局面。在“上下一般粗”的體制內，“條條”改革涉及太多的部門和太多的政府層級，任何改革都會最終導向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要從“塊塊”，即特定的地理區域和功能領域開始進行。例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小型經濟體通過“塊塊”方式推進的改革經驗值得參照。在“塊塊”改革中，中央政府給予“塊塊”的充分和完全的授權是一攬子的，而非需要通過中央各個部門審批同意的，因此通過“塊塊”改革和改革所產生的科創系統體現為系統有效性。以“塊塊”改革中取得的經驗為基礎向國家其他地方擴散和推廣，也是中國早期特區發展的方式成功的經驗。
在針對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短板分析中，本文提出了對于新興產業發展的在融資模式、審批流程、產業發展類型等方面的過度監管正在阻礙中國本土技術創新的誕生和落地，使得大量新質生產力流向海外。這些監管方式的改變涉及制度性改革，如果大范圍實行，放開監管效果的難預測性可能會對整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但如果把改革范圍縮小到“塊塊”試驗區域，有限涉及地域、產業、部門，將極大提高改革的可控性。
因此，可以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的要素，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等具有良好創新生態的地區設置多個“塊塊”科創特區。例如，在互聯網和AI企業高度集中在深圳南山區，可以設立地理區域意義上的以互聯網和AI領域的科創特區。又如，廣州集中了大量的醫院且生物醫藥產業比較發達，因此可以設立（生物醫藥）功能領域意義上的科創特區。事實上，中國已經在逐步推動科創特區建設進程，雖然區域命名并非科創特區，但包含科創特區的相關特征，集高度產業集聚性。例如，北京懷柔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以物質、空間、信息與智能、生命、地球系統等五大科學方向為核心，聚集30余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平臺，推動創新進程，探索企業需求與科研發展的對接路徑。
然而，在地理意義上劃分出一個區域集聚產業科創平臺并非科創特區的建設目的，科創特區的核心在于要踐行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在科創特區內部，依據不同技術領域的需要，針對AI、生物醫藥、互聯網、精密制造、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領域實行去監管，放松發展類型限制，簡化行業相關審批流程，允許多樣化的融資模式。以融資模式為例，金融服務提供的資金不僅是決定基礎研究能否克服轉化成本與風險成為應用技術的關鍵，也是決定企業是否有資金投入長期性前沿技術研發的關鍵。考慮到當前中國直接融資發展較弱、融資機構低風險偏好的現狀，可以嘗試在科創特區內開放民間融資、民間風投，為創新型企業提供技術發展的資金支持。在科創特區內取得的監管模式改革成果，可以進一步擴大適用空間。
此外，在科創特區實行諸如人才考評體系改革、企業技術需求引領創新模式探索等先行實踐，真正實現產學研一體化，再向周邊地區輻射和擴散，持續為區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動力。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徐蘭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